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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与杀戮: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血色记忆

2016-11-01 10:20:24 来源: 未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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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震之后的东京都满目疮痍,火光遍野。同日, 《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 , 《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 。至此,日本人残害华工的事件公诸于众,舆论一片哗然。

  大地震之后的东京都满目疮痍,火光遍野。

  黄子莲惴惴不安地挤在江东区大岛町八丁目(地名)的林合吉客栈里。与他一起的,总共有174名浙江老乡,他们都来自浙南地区的温州、处州(今丽水)。黄的老家是永嘉县二十三都坑源村(今瓯海区五凤 乡)。

  这是1923年9月3日,震级高达7.9级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后的第三天。余震还不时地发生着,大地依然在颤抖。这些余震要到8日才会停止。

  黄是昨天(9月2日)才从他打工所在的五丁目住处搬过来的。突然来袭的大地震,以及震后的海啸和大火,几乎摧毁了整个东京。极度的恐惧令这些衣衫褴褛的温州打工仔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来到日本,都是因为家乡太穷了。浙江虽是鱼米之乡,却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农田极少,而这“七山”就集中在浙南的温州、处州等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不少老乡们便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打工,地震前人数已达4000人左右。黄在去年的闰五月来到日本,加入到打工仔的行列,每天只赚取2~3日元血汗钱。

  晚上9点多钟(日本时间),林合吉客栈的宁静被蜂拥而至的日本人打碎了。数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团”(相当于联防队或民兵组织)团员、警察和军人,冲进了这家小小的客栈,要求中国人立即起身,送他们回国。

  黄子莲们被赶出了客栈,日本人引领着他们在店外的空地上集合。

  突然,日本人高喊:“地震!卧倒!”

  174名中国人乖乖地卧倒在颤抖的大地上。日本人蜂拥而上,斧劈、刀砍、剑刺、钩扎,中国人的惨嚎声响彻天际,与大地的隆隆声呼应着。

  黄子莲昏死了过去,他的头部及右耳后被打开了一个大洞。同伴们垂死前挣扎扭动,一些人爬到了他的身上。在这些尸首的遮盖下,他成了174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昏迷的黄子莲并不知道,此时,大洋彼岸的祖国,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正在全民总动员,为日本抗震救灾捐粮捐款捐衣,这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外援助。

  关东地震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

  9月1日中午11:58(日本时间),正是家家户户午餐之时,大地突然剧烈地上下垂直抖动起来。5分钟内,强度为7.9级的三次强震持续爆发,以相模湾的伊豆大岛为中心,死神迅速笼罩了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以及静冈县。

  几乎在地震的瞬间,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海岸边,有的地方瞬间下沉90~180米,如入无底深渊。岸边行驶的火车,连人带车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最高竟达229米,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轰上了半空。被撕裂的大地,裂缝居然宽达4~5米,吞噬周边的一切。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达到10米,浩浩荡荡,横扫一切。

  这就是人类灾难史上著名的“关东大地震”,因其摧毁了日本最为精华的关东平原而得名。“铜山东崩,洛钟西应,”几天之后,中国甘肃固原、美国加州、南美地区、印度孟买、中国京兆(河北)高碑店等地先后地震。(《东方杂志》1923年8月25日)

  比地震、海啸更为可怕的,是随后燃起的熊熊大火。此时正是午饭时间,地震打翻了家家户户的炉灶,加上东京、横滨两个城市依然以老旧的木制房屋为主,狂风助威,火焰迅速吞噬了关东大平原上的各个城市。

  一位名叫徐凤石的中国人,此时正在横滨港外的一艘船上,他事后回忆说:“……码头塌落,栈房倾倒,汽车马车均落水中……俄而砂石蔽日,狂风大作,巨声发于岸上,如天崩地坼,霎时间,沿岸一带同时火起,其延烧之速,有足令人惊心动魄者。每隔数分钟,必闻轰然一声,则某处大厦倾矣。”

  东京、横滨已经建成的一些高楼大厦,此时却成为天然的烟囱,将它们之间的空地变成了巨大的火葬场。东京陆军被服厂的空地上聚集了4万多人群,结果大火将其中绝大多数人活活烧死在此。据事后中国慰问团的林 透露,该处空地上整理出的死难者遗骸,2000人一堆,共有19堆之多,即38000人。大火也消耗了防空洞及避难所里的氧气,躲藏其中的人们因缺氧而被闷死。

  日后,官方公布的死亡及失踪人数为14.28万人(死亡105385人),在人类历史上伤亡最重的灾难中,排名第九,而其中90%都死于震后的火灾。12.8万幢建筑物全毁,12.6万幢建筑物半毁,44.7万幢建筑物被焚。东京、横滨为人间地狱。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中国媒体表示:“敝国东京、横滨等处各重要区域,突然发生地震,同时火山爆发,飓风海啸,相继而至,灾情重大,为亘古以来所罕有,除建筑物及财产等损失之数,一时尚难调查确实计算外,生命之丧失,约计几及二十余万口,目前疮痍满目,流离失所,尚不知凡几。”

  面对着空前大地震,日本政府猝不及防。

  此时,日本经济正处在低迷时期。虽然在一战所带来的巨大战争红利刺激下,日本的大企业、大财团迅速坐大,但垄断现象与贫富悬殊现象加剧,社会安定因素日益活跃。在大正天皇掌权的短短15年之间(1912~1926年),日本内阁更迭达10次之多,几乎一年一换。

  地震爆发时,日本正处在新旧内阁的交接空当之中。候任首相山本权兵卫还未确定内阁成员名单,前任首相加藤友三郎仍在担任看守内阁首相。危机爆发次日(9月2日),加藤友三郎立即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成立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拨款950万日元赈灾。午后,山本权兵卫匆忙确定了内阁成员部分名单,晚上7点在赤坂宫的天井里宣布就职,完成了政权交接。此时,内阁还是残缺的,外交、教育、司法三部部长均未任命。

  尽管仓促上阵,但日本政府表现了极高的效率。灾区的通信几乎完全中断,政府就动用飞机、无线电、军用鸽、海军军舰传递各种命令。从各地紧急调运粮食、帐篷等进入灾区,并开放了皇宫部分地区作为避难所,所有难民均由政府免费运送。

  灾后第2天,灾区大多数可用的蓄水池被清理干净,水车开始穿梭供水;

  第4天恢复了部分地区的供电;

  第7天恢复了电车运营;

  第8天恢复了主要桥梁;

  第9天已将街道上的尸首清理干净;

  第10天已经恢复了主要的市场……

  为了安定人心,仅在东京地区,日本政府就部署了多达6个师团的戒严部队。政府同时出版《震灾汇报》,向民众通报灾情。政府发布了著名的三大紧急令,即《流言浮说取缔令》,严禁传播流言,实际上也取缔了言论自由;《支付延期令》,延长债务支付期限等,稳定金融秩序;《暴利取缔令》,严禁哄抬物价。

  就在日本大力自救的同时,以中国和美国为首,国际救援也纷纷到来。

  中国动员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 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9月3日,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9月4日,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而在遥远的东京,那名来自温州的华工黄子莲,已经在遇难地边上的荷花田内躲藏了一天。这天早上,他从剧痛中苏醒过来,推开了压在身上的同伴尸首,艰难地躲到这里,一整天都拿荷叶顶在头上,避免被日本人发现。乘着夜色,他赶紧离开此地,在七丁目(地名)找了一间空屋躲藏。

  此时,饥寒交迫的黄子莲并不知道,从北京发出来的电讯已经传遍了全中国,包括他的家乡温州在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救援正在启动。黄子莲最为渴望的食品、衣物,将大规模地运到日本,分发给灾民。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于9月3日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9月5日,《民国日报》呼吁《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人能“谅解中国人民的好感”。到了9月23日,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发给日本的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

  震前摩擦

  此时令中国人柔肠寸断的日本,不久前还在令中国人咬牙切齿。

  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全国一片哗然。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上海《总商会月报》)。

  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本年6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中国旅日学生“旅大收回后援会”报告)

  但是,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方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上海总商会表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上海中华书局进德会提出:“此次日本震灾,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类互助及救灾恤邻之谊,理当援助,颇闻同人中有以国耻为恨者,须知不忘国耻,是一事,人道主义又是一事,不妨并行,且此次可为吾人仁义之试验,进德之途径。”

  在实际操作中,“恤邻与自卫”不可能“并行不悖”,随着全民动员救援日灾,“经济绝交”实际上无疾而终。

  慷慨解囊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有学者统计了上海《申报》(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报》(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当祖国正全力投入到恤邻救灾的感人气氛中时,那位死里逃生的温州华工黄子莲,在七丁目再度被日本“青年自警团”发现,并捆绑起来。命悬一线时,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大声求救。警察将他救了下来,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地名)集中营。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

  东京屠杀

  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他才知道,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瓯海潘瑞发回忆说:“我们3人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陈崇帆回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参阅《中国经营报》2月28日“先锋话题”《喋血吕宋:中国海盗挑战西班牙》)、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实际上,除了对华工下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三百八十人”在回国后给“全国各报馆转全国父老昆弟伯叔姊妹”们一封公开信,极为悲愤地介绍了他们的受难情况: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态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在最初的死者名单中,并没有一个日本人十分忌惮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来自长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王希天的死讯,直到1975年才得到证实。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

  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对王希天还存在相当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这天,他写道:

  “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我们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自行车就归六中队所有了。”

  次日(10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这就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

  负责执行这次残杀任务的是垣内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前已经当到了对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临终前确认了斩杀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记发表前2年(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长期失踪的王希天已经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掩盖真相

  1923年10月5日,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个月的黄子莲,终于与其他老乡们一起,可以释放回国。10月8日,这些满身伤痕的华工们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看到码头上欢迎他们归来的温州旅沪同乡会和上海协济日灾会,无不痛哭失声。至此,日本人残害华工的事件公诸于众,舆论一片哗然。

  10月18日,中国驻日代办张元节回到上海,还带来了一个“超政府、超党派之纯粹代表日本国民”的日本谢赈团,计划到大连、奉天、天津、北京、洛阳、汉口、南京、杭州、上海等处巡回答谢。

  当日,张元节与日本东方通讯社理事水野梅晓、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欢迎大会。在会上,面对舆论的质疑,张元节与两位日本人一道为日本开脱。从日本死里逃生回来的“共济会”总干事王兆澄质问他:“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既然是合法登记的社团,那王希天“失踪”一案,中国使馆为什么不作为?华工被难后,中国使馆为何不进行调查?曹锟所捐献的救济旅日华工的款项,为何工人始终未得分文?张元节当即语塞。

  欢迎会上的交锋见报后,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民众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新任中国驻日代办施履本在10月20日,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

  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

  中国政府随即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

  10月21日,戒严期间的新闻封锁解除,《朝日新闻》报道了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锁。当《读卖新闻》试图在11月7日跟进报道时,其预备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报道《残害中国人事件》,在发行前就被“枪毙”。

  屠杀案发现场的戒严部队,是日本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该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大尉受命掩盖王希天被杀真相,经过策划,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王希天主动要求去习志野集中营照料华工,军方派人护送,但在途中,应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将其释放,不知其下落。军方随即与内务、法务、外务三个部门进行了沟通。直到1981年,年迈的远藤三郎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才详尽地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轰动一时。

  为了掩盖真相,10月20日日本政府向所属各道、府、县发文,查找王希天下落。1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结束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法务大臣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共同密商,并且报请总理山本权兵卫批准,正式决定将王希天事件真相掩盖起来,并确定了对中国调查团的应对策略:“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因为证据完全被毁,中国政府调查团及由俞显廷牧师等组成的中国民间宗教家调查团,均无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说法,王希天也就长期成了“失踪人士”。

  11月22日,日本右翼头山满,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地震区内的杀伤事件请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杀朝鲜人、中国人及日本本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凶手,认为他们都是“为皇国维护治安,由于善意”。

  12月8日,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内阁对头山满的“请愿”进行了讨论,认为地震期间有“误杀”、“误伤”行为的民众,可按轻重予以特赦,但军警人员不在特赦范围之内。

  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决如下:戕杀华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2人判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2年执行;2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而至于抚恤金,则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指定给王希天家属。

  日本屠杀华人事件曝光后,先后在抵制日货和援助日本两大事件中都风头极健的“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发出通电,严厉指责日本政府“以怨报德”,号召中国人民“一方厉行经济绝交,一方提倡国货”;另一家“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也指责日本“不但不能因兹感化,反而变本加厉”,呼吁“经济绝交策略积极进行”。

  在中国援助日本的热潮刚刚兴起时,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实在是日人梦想不到的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但在10月6日,该报又发表社论《震灾对于中国之影响》,提醒日本政府和民众:“由中国人心里斯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灾后中日关系并无改善,此后更兵戎相见,日本政府对此应做彻底反思。

飞凡 本文来源:未来网 责任编辑: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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